撰文 | Carol D.Holden

翻译 | 孙墨青

来源 | 布林客BLINK

为什么而艺术，又为什么而美育，都不是“真空”中的问题，只因理论家、艺术家、教育家往往在各自的语境中喃喃自语，迟迟不肯提出实际的结论，才让这个问题显得非常虚无。然而如果我们不回到现实中去思考学生、学校究竟为什么需要美育，思考美育与普通教育之间的关系，并为美育在学校课程中锚定地位、明确作用的话，那么开设再多的艺术课、举办再多的艺术测试，也难免是一连串地应付差事之举，而无灵魂可言。

以下的这篇文章写于1978年，作者是伊利诺伊大学艺术系一位教师。她从当时美国艺术教育面临课程削减、承受质疑的处境出发，总结背后的主客观原因，并犀利地提出了“教育是否重基础，就必然以牺牲美育为代价”的追问，并尝试向教师提供了不同层面的务实建议。这篇文章并不深奥，但作者为守护美育在学校教育中一席之地的诚恳与对教育实务之关切，使我读来颇有共鸣。

回看今日我们的教育界，美育在舆论中的地位已有大幅提升，在校内外开展美育的硬件条件更加充分，与文中20世纪70年代美国艺术教育的处境多有差异。然而出于自学和比较研究的目的，我尝试翻译这篇文章，并想向关心美育的朋友们推荐。因为作者在直面美育现实阻力的同时，保持着对美育百年树人的信心，并鼓励普通教师们为了并非虚无的教育理想而团结和努力。

教室模型，塞尔维亚教育学博物馆

（本文原题为Aesthetic Education, Aesthetic Literacy, and the Arts in General Education: Curriculum Issues，首发于Art Education期刊，1978年3月，第31期第3号，P.23+25-27.译者注：本文标题中的“General Education”一词，译为“通识教育”比较常见，但结合本文上下文语境分析，将其译为“普通教育”，供读者参考、讨论。本译文为节选。）

“回到基础”的谬误

美国的学校正处于“回到基础”教育运动的挣扎中，这一风潮似乎已吸引了很多支持者。1976年的盖洛普民意测验（Gallup Poll）调查了美国人对教育的态度，报告显示：51%的受访者认为，加强基础技能的教学，将最有利于提升公立学校的教育质量。在很多学校中艺术的地位本已削弱，该运动更加剧了这一局面；强调基础的呼声进一步将艺术排挤出了学校常规课程的主流。

无疑，造成这一趋势的原因很复杂，但其中部分原因无疑是考试技术的成熟与扩散，以及所有联邦资助项目加入了评估板块。如今，考试分数显示，很多学生的阅读水平低于预期，或在数学方面能力不足，因此认为学校工作不力。实际上，公众大力支持采取纠正措施，通过讲授“基础”来提高成绩。我们面对教育危机常常迅速作出反应，却在有力反击之前，很少花时间真正认清问题要害所在。

中国画家刘野作品

艺术在教育中被边缘化，无疑也归因于“回到基础”的趋势；很多学校所在地区的纳税人执意拒绝为新的税收政策投票，造成了这些地区经济上的困难期。众所周知，通货膨胀时期没有额外的资助，也就无法保持学校所有的课程项目；因此，教育管理者势必作出令人不悦的决定，削减教育项目及/或教职人员。一个个城镇，一个个地区，当课程不得不作出裁减时，艺术课总在被减除之列。

这一现象带来的有趣副作用是：一些理应更了解情况的人却替移除艺术和其他“可有可无的装饰”而辩护，认为在教授基础知识之前，学校无须关心其他次要的事。这个议题对政客有利，因为他们可以在教育经费上选边而站；在教育应由什么来构成的问题上，一场博弈正在展开：各派支持者争相掌控和决定教育的合法目标。只要学校必须与众多其他机关争夺资助金，只要学校命运的起伏与时兴的运动和政客的个人仕途绑定，教育就永无坚固之基。

中国画家刘野作品

虽然“回到基础”的口号确不乏感染力，但它并不足以以充分的理论或哲学地位来决定学校课程事务。如果拥护“基础”的人对他们的立场是严肃认真的话，他们似乎可以证明，要想教会大多数学生最基本的知识，远远毋需花通常那样长的工夫。

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也许不是按部就班地来运营学校，而是利用强化前沿的、电脑辅助技术的最有效的方法来组织有效的训练。……我们并非当真要求学校只传授基础或最低限度的能力；在普通教育中，我们投入得比最低限度要多得多。一方面，盖洛普测验显示有人支持强化“基础”，另一方面也有人支持教育“应教更多”，比如社会与道德责任、思想的独立性与创造性。67%的受访者认为，学校在学生的道德行为方面应共担责任。

2016年，《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对本土美育进行的一次调查

试问，如果缺乏各个领域的价值教育，诸如道德、伦理和审美，那么这一责任又何以履行？——这个提问很关键。“回到基础”在美国成为了一个政治-社会热点，一旦教育者受当下的风潮所趋而重新规划总体课程，定会被下一轮的风潮所扬弃。

审美价值领域与普通教育

如果十二年的学校教育期不应仅仅围绕基础阅读和电脑技能的话，那么我们也许就会认同：普通教育应包括在道德与伦理价值层面的引导，并且培养审美素养的能力。

审美价值的获得与其他价值体系相同。不幸的是，真实的现状也许是，学生的“审美启蒙老师”是他/她的同龄人和大众媒体（主要是电视，至少在美国如此）。

美国波普艺术家利希滕斯坦作品

所谓审美价值，是当我们谈论一件事物的美丑或者感性上觉得有趣时所表达的东西。当我们有选择地去购买、保护或尊崇一件东西或艺术品甚于另一件时，审美偏好不言自明。然而，审美价值无须与其他价值（道德或伦理价值）一致。审美上的素养是指感知与阐释各种媒介中艺术形象的能力。审美素养是普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大程度上我们正是通过艺术——这种独一无二的人类理解模式，来理解我们自身和我们所身处的世界。

美国艺术家爱丽丝·尼尔作品

在任何文化中都会发现艺术、音乐、舞蹈、戏剧、文学——以及游戏的多种形式。它们是人的“语言”，是我们表达自身体验的手段，是我们用来创造自身特殊意义的手段。艺术家总是用“真实”生活中罕见的修辞为人性“画像”，证据表明，至少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艺术已是人类文明历史的一部分。

此外，一些人类学家认为，一种文化中艺术的繁荣与其知识的、政治的、技术的以及经济的高峰相关。因此，如果艺术与文化的进步有明显的联系，而“艺术的庸俗必定是道德滑坡之征兆”（苏珊·朗格），那么在教育中推行艺术就是势在必行的了，尤其是那些能对抗当下大众娱乐中的偏见、暴力、浅显和粗俗趋势的艺术体验。

英国艺术家大卫·霍克尼作品

艺术以审美的方式展现生活的图景：我们的生活可能是怎样的，可以是怎样的，又应当变成怎样的？

在任何一种社会中，艺术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为它们展现的图景是直接介入的，有感染力和说服力的。我们的敏感性，我们的价值，我们的社会规范始终被艺术塑造着；艺术施教化于我们的感受，从而影响我们的行动。所以，整个社会对全体学生开展美育，一定会因此受益良多。

康定斯基的绘画作品（细节）

假如审美素养的能力在严肃艺术中就像在流行艺术中一样自然发展的话，系统性的美育就多余了。然而，注重美育中的感知能力可能促进更高的审美敏感性；而这些能力是可以在常规课堂上由一般教师教给普通学生的（艺术专家不是必需的）。过去几年来，伊利诺伊大学在美育方法上的实验课可以为此作证。

证据表明，在常规的本科生培养中，非艺术专业且在艺术上并无特殊天才和特殊受训的大学生也可以掌握美育的基本框架，可以引导少儿去感知视觉形象，并且创作出丰富多样的艺术形式。

20世纪80年代起，兴起于北美的DBAE（Disciplined-based Art Education，“基于学科的艺术教育”），四类学科分别为：艺术史、美学、艺术创作与艺术评论，主张以综合四个面向的美育，来矫正片面强调美术技能的单一教学方法。

艺术教育中的问题

传统上，学校在不同的艺术门类中已有一些相当出色的课程，尤其是音乐类和视觉艺术类课程。然而，一方面有优秀的艺术专业课，另一方面则普遍缺乏综合性的艺术课或美育课。这部分归因于艺术课程建设的惯例是以表演类或以课程产出成果为中心，而这已经有些陈旧而有失全面了。

设计大师阿兰·费彻特作品

更进一步而言，艺术专业课从本质上（仅仅）适合天赋超常的学生。而绝大多数学生尚未被系统地纳入任何形式的艺术课，尤其中学阶段最为欠缺。凯瑟琳·布鲁姆（Kathryn Bloom）写道：“全美范围内，大学80%或90%的学生在高中阶段完全没有参与过艺术或音乐活动。”

当前艺术教育的另一个难题是：为普通学生而设计的美育课本质上几乎全部是认知性的（侧重知识和概念输入），而普遍未包含创造性或表达性的活动（侧重创意与情感输出）。无论侧重与强调什么，事实上在经济危机时期艺术课都是最先被取消的，又是最后一刻才被恢复的，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

毕加索的静物画

局面并不乐观，而当课程开发者或管理者开始讨论美育议题的时候还产生了困难。人们有紧张和担心的反应并非毫无道理，特别是当艺术专业教师感到，美育课程可能会让教育管理者借以中止现有的艺术专业课的时候。

美育中的另一个问题是师资培养。新教师的资格认证是一方面，而向在职教师传授美育教学所必须的能力则更须谨慎。在师资培养项目中，有一个事实不容忽略，即师资的供需趋势与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出生率降低的关系。我们目前在职的教师数，几乎已能满足未来20年之所需。也许这是我们的幸运，因为这些在职的教师多年来在课堂管理上已经积累了很多方法，懂得如何与学生接触，更懂得如何回应他们，更适应教师这一角色。莉莉安·卡茨（Lilian Katz）会说，这些教师大约处于发展的“成熟阶段”。

美国艺术家布鲁斯·纽曼作品

虽然我们都会认同，艺术教育是多面的，各种形式的艺术都重要，但我希望我们也能认同艺术教育必须有所聚焦，才能使其在学校的核心课程中保留一席之地。艺术不应处于边缘，被当作一种可有可无的漂亮装饰，而应视作整个学习历程和培养具备完全教养之未来社会成员的中心责任。美育作为面向全体的普通教育之组成部分，为艺术在教育中立足生根找到聚焦点。

“我们调转桌子作舞台”

一些可喜的标志和对未来的建议

虽然艺术在很多学校的地位仍不确定，美育在多数地区也仍未实行，但一些标志表明，在全国范围内普通教育中的艺术观念呈增长趋势。其中一些标志包括：

——由JDR第三基金协调的“普通教育中的艺术-州立Ad Hoc联盟”建立；

——“教育中的艺术联盟”（AAE）于1973年创办，是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和健康、教育与福利部美国教育办公室的联合项目；

——在成立AAE联盟的刺激下，50个州响应的速度。至1976年，每个州都建立了至少一个州级AAE联盟的筹划委员会，而且一些州正在为教育中的艺术制订全面的州级计划；

——艺术教育宣传项目，由“教育中的艺术联盟”及不同的艺术与教育协会合作发起，探讨在艺术之外但紧密关乎教育管理与教育政策决策的其他教育团体，如何能更直接地推动教育中的艺术；

——1976年9月,白宫举办艺术教育会议，研究优秀艺术教育的基本方面。艺术教育作为面向大众全体的教育，会议旨在确认其阻碍因素有哪些，并且就克服障碍献计献策；

——将多元的组织群体纳入进来，比如州级教育办公室、州级与地方艺术委员会、教师培养机构，以及联邦资助的课程发展、教师培养和艺术课程物料生产方面的机关；

——这种围绕艺术教育的国际研讨会标志着艺术议题热度的提升，我希望，这会成为未来举办其他艺术会议的示范。

“从事教育的艺术家，而不（仅仅）是美术老师”

我们坚信艺术在普通教育中的必要性，因而必须为支持艺术的这一地位而努力。如果我们不甘于降落到边缘，沦为总体课程规划的周边元素或“装饰”，那么为了在教育中纳入艺术，我们必须向政策制定者、管理者和公众提供充分的理由。而决定教育方向的理由最终是哲学意义上的。

如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所主张的：一切教育实践在以下意义上都是深刻的社会-政治的，它们之所以被这样或那样设计，是为了培养这样或那样一种人——也就是说，一个教育系统总是源于人的理想模范：人应当是什么样子的。

画家Jane Freilicher的作品

通过艺术所要教授的，是有教养的人的一种基本素养。审美价值领域的素养正如理解文字的能力一样有用。在发达的技术社会中，我们需要有能力破译视觉图像、隐喻以及各种媒介包含的微妙意义，以尽力理解这个混乱的、冲突中的世界。如果为所有人提供免费普通教育的英雄使命在美国的学校中仍要继续的话，则审美素养的培养务必纳入普通教育。

对艺术有兴趣的教育者的一些建议包括：

1. 质疑那些想让学校强调“基础”而以失去艺术与人文为代价的人；

2. 基于教育哲学与理性来辩护教育中艺术的地位，而不是以情绪化的争论来回应；

3. 在州的层面促进综合的艺术形式进入学校的总体课程规划；

4. 一些艺术教育者将艺术归入普通教育的趋势视为对自己职业地位的威胁，我们应试着去减轻他们的焦虑；

5. 与在地学校社区一起开发美育项目；

6. 在教师的艺术培养方面提倡拓宽方法，包括任课教师可以整合并应用于日常课堂计划的、有审美启发性的教学方法（而不仅限于美术课堂、美术教学）；

7. 在多种专业机构中探索实践，从而推广“普通教育中的艺术”之理念；

8. 一些政策决策者对艺术有兴趣且主张宣扬艺术，如果条件具备，我们应对其表示支持。

那些能产生持久价值的教育运动，其背后的推动力常常姗姗来迟；而由于欠缺深谋远虑，时下热捧的教育运动的寿命不会超过四或五年。如果说尚有慰藉的话，那就是艺术进入普通教育之路虽然缓慢，但却趋势昭然，我们应该为此感到振奋。

也许（推动美育的）进展比想象的更慢，来自地方和州教育部门的阻力，似乎比联邦政府大力推动并给予大量资助的教育改革更持久、更有影响力，但当联邦推动不再或教育界下一次时髦出现的时候，那些阻力似乎也就萎缩了。如果以上所言是真的，那么展望美育乃至展望在总课程中涵盖更广的“教育中的艺术”，从而整体推动普通教育的健全，就是非常有希望的。